【回忆与怀念】谈家桢：难得的知己

今天是胡愈之先生诞辰120周年，他是民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。胡愈老与《群言》有很深的渊源，费孝通先生在《知识分子的讲台》中讲述了这段掌故：“在给这本杂志取名字的时候，胡愈（之）老向盟中央的几位老同志征求意见......民盟应该鼓励大家讲出心里话，讲出对国家建设有利的意见和建议。这本杂志就是提供给大家发表意见的一个讲台，请大家来说话，‘群言’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。”这就是《群言》命名的由来。今天我们特编选谈家桢、周有光两位先生在胡愈老诞辰100周年时所作的纪念文章，以表达缅怀之情。

难得的知己

原载《群言》1996年9期

胡愈之（1896年—1986年）
今年是胡愈之先生诞辰100周年。对于我来说，愈之先生是长者，也是领导，我对他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，于今尤然。 我和愈之先生熟识，是在1952年我加入民盟以后。所以说，愈之先生是一直与我保持经常联系的一位民盟中央领导人。自50年代起，我每逢赴京开会、学习，必与愈之先生晤面，或聚谈，或小酌，相见甚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愈之先生，正是在倾心交谈中，和风细雨地开展思想工作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提高我的思想觉悟，使我后来能逐步在党派工作中挑起一定的工作重任。在我和愈之先生的交往中，有一件事使我一直难忘。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一次积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会议，在这次会议上，科学院和高教部的领导提出在科学学术问题上不能乱扣帽子，一时学术研究空气十分活跃。会议以后，复旦大学遗传所也随之成立。但是，有的地方的大学却不执行。我是直筒子脾气，对此老大不以为然，并在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种现象。这番讲话自然得罪了一些人。回到上海以后，就有人把我找了去，说我作为复旦的副校长，去批评别的大学不妥当，我当然据理力争。至60年代，我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，思想上仍带着那个疙瘩。那时，愈之先生常来看我，我们常去北京展览馆附近的那家西餐馆，在细斟慢酌、娓娓清谈中对我耐心疏导，使我如坐春风，精神爽然。正是那段日子和愈之先生的相处，使我对我们祖国的前途、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，也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步子踏实、少犯错误。愈之先生真是我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难得的知己！还有一次，在1960年广州会议上，也是给知识分子脱帽。会上还重申了在遗传学问题上不能再扣帽子，周总理、陈毅、聂荣臻、陶铸等领导同志都表了态。回到上海后，有人不准公开传达，但我坚持在复旦大学作了传达，结果自然被穿了“水晶鞋”。记得又是愈之先生来上海时，对我细心开导，使我解除了思想负担。 深入群众，关心同志，具长者风度，善于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，这不正是愈之先生作为一位民主党派领导人、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一大长处和美德吗?在纪念愈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，我对愈之先生倍加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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